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抗清志士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是其积三十余年心力编次而成的,本意并不在于考据,而是借此书来寄托其明道救世的宗旨,“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凡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后事、艺文等,皆探其原委,考正得失,论据精详,文理通达,确是一部名山绝业之作。

《日知录》本身的意义不做过多的解释,凡是想了解顾炎武思想及为人的必从此书入手,而顾炎武生平涉猎极广,从书名日知录也可看出这本书是其一生积累而成,虽然最终还是未完稿,但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

这里主要说一下书的版本问题,《日知录》比较著名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知錄集釋全校本》,由黄汝成校注,其后有陳垣先生的《日知錄校注》和張京華先生的《日知錄校釋》,13年的时候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号称充分吸收各家注释研究成果之长,以全面反映《日知录》的研究成果的日知録集釋(校注本)。

这里比较完备的应该还是上古的黄汝成校注的版本,以下摘自日知录集释的介绍:

《日知录》因为其包含的内容广泛,书中有大量对于经史的解说、发挥,如果不了解其所引用解说的对象,则不能很好地理解此书的价值。所以其成书以来就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后来黄汝成以遂初堂本《日知录》为底本,又采纳了阎若璩、杨宁、沈彤、钱大昕四人的校本进行校订,又吸收其前数十人的研究成果,而成《日知录集释》一书。其所称引,对于系统、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日知录》一书颇有价值,是《日知录》研究的重要著作。

而陈垣的版本是较为简略的,陈垣原来做过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本身是元史、宗教史的名家,名气很高,但是日知录是当时在七七事变后他为了激励学生才开始讲解的,陈垣校注的特点是(摘自《日知錄集釋》(校注本) 前言):

由陳智超諸先生整理的陳垣現代遺稿《日知錄校注》,雖然遲至二〇〇七年才出版,卻完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此書的特點是從史源學的角度對《日知錄》中的引文儘其可能做了出處探源,并用以校勘《日知錄》本文。我認為這是符合顧亭林先生原著意願的。細讀亭林原著,就會發現,他的很多篇目都是詳注引文出處的,比如引《左傳》而在小注中注明某公某年,引某書而注明某篇,但由於艱苦流離的寫作環境,他未及把此意貫穿全書。此外,亭林先生對一些“暗引”的文句無意注明出處,是因為當時的讀書人對四書五經多能熟誦,而時至今日,就應該考慮補以出處了。

主要是由于本人对这些学术名人还是比较有好感的,就好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虽然有失偏颇也不完备,但是他会从自身的角度去臧否哲人,看起来有意思,陈垣的校注应该也有这样的特点,带有其自身的观点,与亭林先生的文本相较之下,看起来也许会有意思。

顺便把张京华版本的特点也一并摘抄:

張京華先生的《日知錄校釋》最為晚出,我看到時已經是二〇一二年的五月了。《校釋》的特點是在《日知錄》版本的使用上占了絕對的優勢。京華先生除了以台灣徐文珊先生整理的“原鈔本”為底本外之,他還見到了一向不為人知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抄本,再綜合其他版本加以縝密地校勘和考據,在還原顧氏原著本來面目上,成果遠勝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黃侃據“原抄本”所作的《校記》。不惟如此,《校釋》一書在勾勒引文出處上,確實做到了後出轉精,較之《校注》又有所增添。正因為查核了多種出處,《校釋》又解決了一些《日知錄》原本有錯而其他版本都未能發現的錯誤。

以上均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日知錄集釋》(校注本) 前言节录(book.douban....

价格上五折不算好价,但是之前618满200-100的时候被下架了,后来有了券又一直没货,双十一也没参加活动,最低应该是四折,但是懒得等了。以上